敝帚自珍幡然来归(敝帚自珍幡然来归的意思-)

廖承志先后受到“突击审讯”、“疲劳审讯”,但坚持不屈。随后,郭潜、冯琦、庄祖芳频繁到囚室探望并劝降廖承志,中统还邀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几位执行委员找廖承志谈话,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席曹浩森也多次找廖承志谈话。但廖承志坚持不降。在狱中,廖承志作画以自励,画过古代高士、文天祥、荷花、竹雪等许多题材,并配诗文,他还阅读了许多书。1943年中秋节晚上,集中营开晚会,廖承志乘机高唱《国际歌》,被看守所长立即关回狱中。廖承志将每周加餐时买的菜秘密托人送给同期被捕又患重病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等狱友吃。他还以被捕半年就叛变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涂振农为反面例子,告诫全体狱友对叛徒行为保持警惕。

廖承志通过同情他的看守姚宝山,在一张小纸片上给周恩来(文中称“胡公”)写下一封信(后由姚

宝山交给经普椿);

渝胡公:我于五月卅日被捕,现在太和附近的所谓青年训练所中。其中一切纸上难述。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中国共产党万岁! 志 九月廿八日。

信中还附两幅漫画,反映自己的狱中生活。周恩来、董必武及中共中央南方局其他人员看到此信后,周恩来一面报告中共中央,一面向中国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释放廖承志、叶挺等一切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不断向蒋介石要求释放。何香凝曾质问蒋介石:“廖先生(廖仲恺)仅此一条根,我去年到江西想看看承志,结果都未让我见到。你们究竟把他弄到哪里去了?

1944年冬,蒋介石电令将廖承志转押到重庆白公馆,转由军统看管,一直到抗战结束仍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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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

蒋介石还曾在歌乐山与廖承志见面劝说,但廖承志不听。被关押期间,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廖承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是候补委员中得票最高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斡旋下,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协定中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释放政治犯。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叶挺等。宋庆龄、何香凝也反复要求蒋介石放人。蒋介石最终下令释放廖承志。廖承志获释出狱。中共以上党战役中被俘的马法五等人,换回了廖承志、叶挺。

廖承志作为中共代表飞往广州,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等人谈判东江纵队北撤问题。最终谈判达成妥协,东江纵队两千多人安全北撤到山东。1946年5月,随中共代表团由重庆飞往南京,在中共代表团从事宣传工作。全面内战爆发后,廖承志被中共中央调回延安。出任新华社社长,率新华社等单位人员东渡黄河。同年抵达山西涉县,建立第二个“陕北广播电台。

1950年代起,廖承志作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着重负责对日本工作,探索中日民间外交。日本的一批支持日中友好的民间人士,顶着日本政府的压力访问中国,受到中国方面的欢迎。廖承志先后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廖承志以其与日本的独特关系,建立了中日民间交流渠道。1960年代初池田勇出日本首相,支持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改善日中关系的立场及行动。廖承志在北京同日本的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即“LT贸易”。双方分别指定廖承志、松村谦三为政治联系人,中方的廖承志、刘希文和日方的高碕达之助、冈崎嘉平太为经济方面的联系人。1963年10月,廖承志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任职20年。中日双方签署了关于互设贸易办事处和交换常驻记者的备忘录,其中规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被国人俗称为“廖办”),日方在中国设立高碕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同日,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和日本广播协会的首批特派记者也抵达北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双方首次实现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常驻记者,标志着中日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

1965年,团中央以全国青联、全国学联的名义组织了第一次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并同日方商定第二次大联欢1966年继续在北京举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团中央受冲击。周恩来指示该活动改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承办。为此,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外办主任陈毅在国务院外办召开专门会议,就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目的及意义作指示,并宣布由廖承志负责筹办。廖承志组建了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代表参加的筹备机构。周恩来对各派组织派代表联合筹备很满意。但受江青支持的一派红卫兵组织指责另一派组织“保皇”,要把后者逐出筹备机构。廖承志闻讯亲到筹备机构驻地民族饭店做两派工作。现场忽有两名自称《解放军报》记者的人喊:“廖承志,你不要和稀泥!”并亮明受江青指派的身份。廖承志将这两人赶出会场。受江青支持的一派红卫兵趁机围攻廖承志,周恩来接报后,以廖承志有重要外事活动为由,要国务院外办派人将廖承志接回了国务院外办。

廖承志过午夜才回到家,江青随即打来电话说:“廖承志,你还像个共产党员吗?!”说罢摔断电话。为平息事件,周恩来一方面找廖承志等人了解情况,并通知国务院外办让廖承志留在机关“写检查”,另一方面在国务院武成殿小礼堂举行几派红卫兵代表及有关方面人员的会议。周恩来到场后下令将礼堂正前方的主席台搬到台下,和廖承志等人与全体与会者靠近就座,缓和现场气氛。周恩来听取各方面意见并进行劝说,最后表示:“廖承志同志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好好工作。”这场风波暂时平息。

国务院外办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务院外办的几个战斗队响应周恩来号召,迅速实现大联合,成立了“大联合总部”。周恩来多次接见“大联合总部”成员。1967年10月,“大联合总部”向周恩来建议举办批廖承志会议。为保护廖承志安全,周恩来称将亲自参加,指定会议在中南海内举行,仅限国务院外办干部参加,并具体指示了会议时间、地点、人员、会场布置。在批廖承志会议上,周恩来讲话:

同志们的发言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有的同志提到了廖承志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对此,我要讲一点外交路线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有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正确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很有成就的嘛!廖承志在工作中的错误是可以批判的,今天你们开会就是要帮助他改正嘛!同志们发言提出了很多问题,有的事情,我是知道的。由“总部”(即国务院外办“大联合总部”)负责把今天会上的发言稿,还有后边同志的发言,集中整理,打印出来,连同廖承志的检查材料一并送我,由我负责报送中央。

1967年8月19日,受王力“八七讲话”影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及“批陈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联合冲击国务院外办,扬言要夺权。他们部分人一进国务院外办就冲到机要值班室,大部分人则在院中大喊:“陈毅、廖承志滚出来!”国务院外办“大联合总部”的代表以国务院外办也有革命群众组织为由,阻止夺权行动。但这些组织的人员对“大联合总部”代表动手,似要挑起武斗。周恩来即派8341部队在国务院外办增加岗哨,又派联络员来做工作,传达周恩来指示:“冲击外办是错误的,要赶快撤出,外交大权属中央,不能夺。”这批人撤走后,“大联合总部”随即报告周恩来:外办的机密文件与印章都保住了,廖承志未被揪走,其他同志未受伤害,请周恩来放心。

1967年9月中旬,又有外事口的两个造反派组织冲击国务院外办,企图揪斗廖承志,还打碎了走廊玻璃。外办“大联合总部”代表出面交涉,他们提出三条要求:一、要外办解决吃饭问题;二、要求提供房子、电话、安喇叭,在外办长驻批廖承志;三、要周恩来接见,要周恩来将廖承志交给他们批判。外办“大联合总部”代表以外办不具备条件为由加以拒绝。造反派组织逐院搜查廖承志。周恩来派8341部队赶来外办加岗巡逻,又派联络员钱嘉东传达指示:“一、冲击外办揪廖是错误的,要赶快撤走。打碎玻璃,要做检查,并照价赔偿;二、要好好学习公安部关于严禁冲击的通告;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见他们。”此事最终平息。

为保护廖承志,周恩来起初安排廖承志住在中南海的国务院外办机关廖承志办公室,后迁居办公区旁一个僻静院落,后又迁居养蜂夹道一号国务院外办机关驻地和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国务院外办机关驻地。

在周恩来指示下,1967年2月,国务院外办专门成立“廖承志专案组”,“要把廖承志的事情管起来”,组长李新华,组员有张和平、霍英华,表面是对廖承志监护并审查,实际是执行周恩来交给的两个任务:一是照顾好廖承志的生活,二是应付外来造反派组织前来揪人和外调。1969年5月,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干部下放宁夏平罗国务院机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周恩来以廖承志患有心脏病为由,特批其不去“五七”干校,而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留北京的其他几人组成“留守处党支部”。从1966年8月到1970年9月,经周恩来直接安排,廖承志5次转移住地。其间,周恩来多次亲自安排廖承志到北京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一医院体检、就诊。廖承志带病坚持学习、作画。周恩来还亲到医院看望何香凝,并派特护到家中护理何香凝。周恩来安排经普椿每周到外办探望廖承志一次。

1970年9月,在周恩来的证明和指导下,廖承志的罪名基本已由廖承志专案组排除。但在中央未宣布对廖承志结束审查之前,不能解除监护。何香凝此时通过经普椿给中南海西花厅打电话,希望国庆节期间能让廖承志回家一次。周恩来亲找驻国务院的军代表丁江做交代,由丁江开会传达落实周恩来关于廖承志回家探母的部署。后确定廖承志9月30日下午3点离开监护地,回北京市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家中,10月3日下午5点前返回,并报经周恩来批准。在周恩来要求下,廖承志专案组派霍英华跟随监护廖承志的往返。10月3日,周恩来亲自给经普椿打电话,同意廖承志在家多留几天。1970年10月底,丁江电话通知霍英华称,周恩来说霍英华已完成监护廖承志的任务,廖承志自此解除监护。1970年冬,廖承志心脏病发作。周恩来安排他到北京医院住院。得知廖承志病情恶化时,又亲往医院看望。

1972年,许多访华的日本友人一定要见廖承志。周恩来多方努力,经毛泽东同意,廖承志恢复工作。1972年廖承志复出担任外交部顾问,后又任外交部党组第二副书记。1972年11月,根据周恩来建议,国务院外办留守处党支部通过了恢复廖承志组织生活的决定。1972年4月20日,廖承志以中日友协会长的身份应邀出席访华的日本自民党顾问三木武夫的宴会。1972年9月1日,何香凝在北京病逝。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乘专机抵达北京,廖承志作为外交部顾问参加了中日谈判全过程。当时,廖承志的心脏病已很严重,周恩来劝他不用逢会必到,但廖承志仍带病坚持完成谈判全过程。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两国正式恢复邦交,结束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1973年4月,廖承志作为中日友协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

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海峡两和平统一政策。1979年12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组长为邓颖超,廖承志任副组长。因邓颖超年事已高,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廖承志负责。为拉近与蒋经国的关系,廖承志还力排众议亲自安排修缮了蒋家祖坟。1980年12月31日,陈香梅携理根邓小平的亲笔信到北京,廖承志夫妇与邓小平一同会见她,在会见中廖承志将修缮好的蒋家祖坟照片交给陈香梅,并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还记得当年于右任先生题赠经国的一副联语‘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于老先生的话至今仍可作为我辈的座右铭。”在随后访问台湾时,陈香梅向蒋经国当面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及口信。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发往台湾,这封信规劝蒋经国三思局势,同捐前嫌,共竟统一。8月17日,台湾方面决定由宋美龄透过中央社发表《给廖承志公开信》回应,与廖信中偏家书温情路线不同,宋美龄以长辈之姿,多有训斥和告诫之意,结尾反劝廖承志,“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

1983年6月4日,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6月6日,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会议期间,李先念、廖承志分别获大会主席团提名为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候选人。然而在举行选举前八天,即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75岁。日本政府授予廖承志“旭日大绶章”,授勋仪式6月25日在北京举行,由经普椿代表接受。国家领导人、各界人士、国际友人向廖承志遗体告别。6月24日,廖承志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李先念致悼词。

2008年9月,廖承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根据廖承志生前遗志,经中央批准,廖承志的骨灰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回家乡惠州,安放在红花湖景区“故乡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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