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疫情防控（全面放开疫情防控后果）

长达3年之久的疫情管控于去年12月突然放开，从不同的立场和认识水平出发，有人质疑，有人欢呼，有人惊异，有人恐惧。质疑者，多为有固定工资、离退休金和防疫物品生产经营者等收入和生活有保障的人。这些人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希望严加管控，依靠消耗公共资源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隐患和降低风险；欢呼者，多为个体私企从业者、自主择业者和一些承担公共防疫、防疫资金筹措等公共责任的公务人员。这些人直接由个人承担着疫情管控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和生计得失、或承受着压力山大的行政责任。所以，一旦放开管控，则如卸重负，经济、社会和行政压力尽释；惊异者，多为有很强从众心理的人。当他们正按要求进行着一周两检、两日一检和一日一检的时候，突然放开疫情管控，毫无思想准备。眼看着疫情像洪水猛兽一样蔓延开来，顿时惊慌失措，懵懂转向，不知何去何从；恐惧者，多为有基础疾病的老人、身体虚弱者和未被感染的人群。这些人身体素质差、抗病能力弱，极易被病毒侵染。尚未被感染的人看到人们大面积中招，自己虽暂时得脱，但更怕哪一天厄运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都怀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心理。

从不同的情况和立场出发，表现出这种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心理和思想反应都是正常的，是无可厚非的。这与人们常说的“一人难服百人心”和“大旱3年总有人不希望下雨”是一个道理。但如果站在宏观全局的角度看，还是有一个能判断是非得失标准的。值此，本人作为曾感染高危人群的一员，也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1、疫情管控取得了无可辩驳的成就。正是严格的疫情管控，才使武汉等地疫情疯狂蔓延的势头很快得到遏制，在疫情毒性最强、致死率最高的重要时期，有效地挽救了众多人的生命；而同期的美国、印度、欧洲却有数以几十万计乃至上百万计的人死亡，优劣高下立判。同时，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世界各大经济体的经济都是负增长，而我们却一枝独秀，仍实现了正增长。这也都是拜严格的疫情管控所赐。

2、我们的疫情管控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世界各国因无力管控疫情而纷纷躺平的情况下，我国本着“人民至上”的理念继续实行疫情管控和“动态清零”，在保护了人们生命安全健康的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处于封控区的工商企业生产经营、人员流动、从业、生活等都受到了极大影响，特别是自担损失的私营企业和不上班便没有收入和生活来源的人们更是不堪其难。从基层政府的层面看，其不仅担负着疫情防控的行政责任和社会压力，并且还要担负着筹措防疫资金物资的极大压力。仅核酸筛查一项，许多地方实行一周两检、两天一检和一天一检，不说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被打乱，仅从财政支出方面看，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3、放开疫情管控是顺乎疫情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经过3年的发展和演变，新冠疫情已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传播速度加快，病毒毒性衰减；防控难度和成本增大，染病危害和致死率降低，也就是防控成本越来越大而防控效果却越来越低，成本投入的比较效果显著下降。3年来对疫情的严格管控，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付出的经济社会代价也十分巨大。在新冠病毒危害显著降低、防控难度显著增大、世界多数国家已放开管控的情况下，放开管控不仅是可行的，并且是必要的。

关于如何看待放开管控后的一段时间中疫情迅速蔓延、相关死亡人数迅速攀升的问题，本人认为，这应该是在这场全世界无处幸免、长时间大流行的疫情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硬要进行比较的话，那就应把世界各国放到一起，对3年中的“感染人口占比”、“相关死亡率和死亡人口占比”等指标进行比较。这些指标我们虽不能说是最低，但绝对可以说是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些效果的取得，都是得益于严格的疫情管控。当然，有人会说，放开管控所引起的死亡人口特别是高危人口死亡激增，是否与“生命至上”的理念相悖离？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有个限度，不可能无止境。现代交通在造成人类死亡中占有很大比例，为什么没有人拒绝现代交通？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眼看着疫情危害越来越轻，而管控难度和成本越来越大、放开的呼声越来越高，放开管控，既应时势，也顺民意！

当然，我们在疫情“管”与“放”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是放开管控过于突然，人们在心理上、物质上特别是必要的药品和医疗应急设施都缺乏充分准备，猛然放开，造成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二是在疫情管控期间和放开管控初期，由于监管不尽到位，使一些无良之人和企业借防疫之名，通过弄虚作假、囤积居奇和制造恐慌空气等手段，大发不义之财。三是关于放开管控的时机。放开管控正值冬季流感易发季节，新冠与流感结合在一起，加大了疫病的危害程度。或许避开这个时节情况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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